当今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银行业一直处于我国科技应用实践的前沿，在进入数字时代后积极开展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部分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对数字化转型本质理解存在一定片面性，在银行战略理念、商业模式、组织架构等方面没有给予相应的转型匹配，在处理数据安全合规与数据价值实现的关系时相对简单粗放。
另外，银行数字化转型要坚持回归本源。如何以数字化转型带动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也是银行在转型过程中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全要素的数字化转型；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的演变带来的是经济范式的革命性转变，没有任何行业、任何机构能够摆脱数字化浪潮而“独善其身”。
银行业只有深刻理解数字化转型的本质，走出转型误区、把握住关键环节，其数字化转型才能避免流于局部、流于表面、流于形式；才能少走弯路、做出效果、转出信心；才能更好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能力，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高质、高效。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价值创造模式的转变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即开始尝试金融信息化建设。随着我国信息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银行信息化发展先后经历了电子化、网络化等不同阶段，大部分银行仍然处在信息化发展进程中。
但我们必须了解，信息化发展不等于数字化转型。信息化是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数字化转型基于信息化发展的成果。信息化过程中，软件系统只是围绕现有流程的业务工具，数据是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副产品，信息化也不对现有流程机制本身进行改造。
只有当信息技术发展到数字时代，实现了多项技术的同时突破和成熟，使得全要素数字化成为可能，以数据驱动业务的价值创造模式的转变才得以实现，而不仅仅是对工具的改良和完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讲“信息化发展”而不讲信息化“转型”，因为任何“转型”的本质都必然是价值创造模式的转变。
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是银行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将数据融入全流程，以数据驱动洞察市场、理解客户、发现价值、形成决策、改造升级产品和服务模式，从而改变其价值创造模式的过程。
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不是局部的、具体管理场景的或具体经营环节的数字化转型，而是系统的、全面的数字化转型。例如，不管是在信息化阶段还是数字化阶段，都需要银行搭建系统。但是，信息化阶段系统的数据结构是面向业务专业标准的长表设计，主要用来辅助业务的开展和考核。而数字化阶段系统的数据结构面向包括银行、科技企业、实体经济在内的整个银行生态体系，能够实现银行经营管理、运营管控、风险控制等多领域、多业务的有机协同，实现银行各生态方价值共创。
由于数字经济具有万物互联、数据驱动、生态融合、价值共生、VUCA（VUCA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等不同于工业经济的特征，银行也必须在尊重数字经济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做出全面性、系统性转变，方能不停留在信息化阶段打转而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超越。
数字化转型需要在战略理念、商业模式、组织架构等方面给予相应匹配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银行已经普遍意识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并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但是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制定实施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只有在深刻理解数字经济客观特征与规律的基础上，匹配符合数字化转型要求的战略理念、商业模式、组织架构，才能够正确指导和支持具体的转型举措。具体来说：
战略理念与商业模式需要实现从“竞争战略”到“生态战略”，从“以企业为中心的价值创造体系”到“以共同创造价值为中心的价值创造体系”的转变。与工业经济时代以物理资源为主要生产资料不同，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在分享融合中创造价值的特殊属性，意味着对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的需要；而数据的连接、融合，也重塑了经济社会的存在形式。市场各方，例如银行与客户之间，银行与第三方机构之间，不再是价值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而形成同频共创、彼此赋能的价值共同体。由此，以协同共赢为特征的“生态战略”应运而生，成为企业适应、拥抱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战略。
因此，银行须摒弃工业经济时代的“竞争战略”“零和思维”和“以企业为中心的价值创造体系”，以互利共赢、融合赋能的开放心态，锻造自身与客户、产业链、科技公司、政府等生态相关方的快速连接能力，实现向“价值共创”的价值创造体系转变。
经营模式需要实现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工业经济时代，以产品为中心的经营模式能够使企业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强化自身竞争优势。但在数字时代，多样化、个性化、动态化的金融需求被激活，外部经济社会环境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以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为特点的“以产品为中心”的经营模式已难以满足新时代的需要。
幸运的是，数字技术在带来变动性的同时，也赋予了企业以数为媒，敏捷连接客户，动态、实时、精准捕捉客户需求的能力，从而使得以“客户为中心”的、高频、多中心、短链路的敏捷经营制成为可能。而要实现这种转变，一方面，基于经验、知识和技能的人/专家的决策对于银行来说永远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基于数据驱动的机器决策、产品/服务设计及交付，亦必将成为银行服务提质增效的重要手段。
组织架构需要实现从“机械型”到“生态型”的转变。工业经济时代，金字塔型、层级化、职能化的复杂组织架构具备较强的稳定性，能够保证产品标准化、规模化产出，是适应竞争战略的必然选择。但是数字经济时代的VUCA特征明显，要求包括银行在内的组织机构必须能够以开放的姿态迎接随时可能到来的机遇和挑战。
因此，银行一方面须实现从金字塔型、层级化、职能化的组织体系向扁平化、融合化、柔性敏捷的业务单元集合转变，尤其要加强业务部门和技术、合规等部门的融合联动，增强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创新产品服务和持续迭代优化能力；另一方面，银行须放弃独立的、封闭的组织型态，以数据为媒重塑自身与外部生态的关系，在客户协同、产业链协同、平台协同、生态协同的过程中实现赋能于人又受人赋能的价值创造。
“数据驱动”“生态协同”离不开对数据安全与数据价值的有效平衡
“数据驱动”“生态协同”是检验数字化转型深度与质量的试金石，数据安全与数据价值实现有效平衡是实现 “数据驱动”“生态协同”的核心基础。
一方面，只有数据，并不必然能实现“数据驱动”。信息化发展阶段的数据作为系统使用过程中的副产品，相互独立于不同环节、不同部门，无法通过融合创造价值。只有在数字经济时代，万物互联，海量多维数据在分享、流通、共融、重塑的过程中发现价值、共创价值，成为了驱动发展的新动能。
因此，“生态协同程度”（体现的是数据融合的基础和结果）和“数据驱动程度”（体现的是系统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是衡量银行数字化转型深度与质量的重要指标。一些银行只顾盲目搭建系统，却没有数据在系统上融合流动，如此这般的“数字化转型”必然发挥不了应有的效果，转型的信心和决心也就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要有信心、决心，但缺了“放心”也是万万不能的。数据的分享共融一定要以安全合规为前提，银行须防止数据、特别是核心数据的泄露。出于对数据安全的考虑，一些银行对数据采取了“一刀切”的管控方式，好处是保障了安全，坏处是严重影响了数字化转型的效果。数据要素要么无法实现融合，要么因为全部数据的本地化部署而导致成本过高，转型可持续性堪忧。
其实，安全合规与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并非不可调和。利用数据分级分类的管理方法，能够规范信息使用权限和程序，加强信息安全保护，防止信息泄露和非法使用；而利用隐私计算、数据脱敏等先进数字技术，则能够在保障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规范开展数据共享应用，确保数据交互安全、使用合规、范围可控。
数据战略是银行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重中之重，数字治理是数据战略的重中之重，平衡数据安全合规与数据价值实现是数字治理的重中之重。建议银行用好数据分级分类方法、脱敏及隐私计算等技术，推动可持续的、数据驱动的数字化转型。
回归本源，以数字化转型带动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提升
银行数字化转型还要始终不忘回归金融本源，以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互联网消费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个人金融产品服务创新，银行在个人金融产品营销和服务、线上渠道拓展、产品服务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得到了较好满足。
虽然在数据隐私保护、消费者适当性、核心能力外包等方面也走过弯路，但总体而言，个人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已卓有成效并步入深水区。加强线上线下业务协同、强化客户体验管理、进一步缓解“数字鸿沟”、加强个人隐私保护等是个人金融服务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而对其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也为金融科技的持续创新指明了方向。
相比之下，产业金融科技创新及数字化转型实践还处在早期阶段。但是，物联网、5G、区块链等技术的成熟以及产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银行提升产业端服务能力创造了条件。
银行是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的企业，通过经营管理风险实现对资源的有效分配，从而起到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数字化技术的集成应用，使得金融能够挖掘出原本无法或很难获得的行为、生产、交易等信息，不仅提升了信息的丰富程度和实时性，还强化了信息准确性和真实性，从而能在更大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全面提升金融的风险管理能力。
在此基础上，银行可以真正走进产业链、走进场景，与包括产业链上各类企业和科技公司在内的生态各方一起，创造性地揭示传统风控技术所无法揭示、无法管住的信息和风险，挖掘一直以来被掩盖的价值，实现对产业链上企业资产（特别是中小企业资产）看得清、看得透、管得住，从而下沉金融服务，系统性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提出，银行业要通过积极支持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新型基础设施，打造数字化的产业金融服务平台，围绕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和重要产业链加强场景聚合、生态对接，推进企业客户业务线上化、加强开放银行接口和统一数字门户建设等措施，积极发展产业数字金融，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因此，产业金融的数字化转型是继个人金融服务创新后，值得银行重点耕耘的方向。
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重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大国竞争博弈的战略重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趋势愈发明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产业链供应链的责任愈重。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更应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积极发展产业数字金融，提升银行业服务产业的能力，破解产业端金融供给一直以来不充分不均衡、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以创新思路与举措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的内涵、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文章来源：中国金融杂志，作者：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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