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结合之后再进入农业领域，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农业生产基本还是一个自然过程，尚未达到高度资本化农业生产的程度，即完全脱离自然环境的高度设施化的农业，它所需要的高科技水平和一般农业有天壤之别。
在发展中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数农民依然把农业作为一个自然过程。然而，农业自然过程的数据化很难真正突破，整个自然过程做数据化处理的成本由谁来承担呢？
由于在美苏争霸过程中，军事研发投资支付了前期研发成本，金融资本才能与IT经济结合。所以，用电脑来进行商业投资的人并不支付电脑研发的前期成本，做IT金融的人也不需要支付IT产业的初期建设成本。他们获得高技术收益的同时，并没有支付高技术的前期成本。
当数字经济进入农业的时候，就需要建立一套和自然直接结合的设施，能精准把握墒情、气候、阳光、微生物菌群等自然条件的变化，描述一种农作物在自然生长过程需要水、土、光、热等多种自然条件的匹配情况。这个自然过程很难被数字描述。
因此，现在从事数字农业的企业进入的是高档设施农业，而这些项目的前期成本已经被投资设施农业的投资人承担了。数字仅仅是设施农业基础条件上的附加，用较少的传感器联网、并网到电脑系统计算出一个模型。这是在车间化条件下实现的高成本的农业数字化，而原生自然过程的监测体系则因高成本很难建立。因此，现在的农业数字化更应该被称为农业产出品流通过程的数字化。
目前，在我国农业领域中，数字农业发展有一定成功经验的企业，主要在于他们掌握了消费端数据而不是生产端数据。生产端数据搜集成本很高，目前尚无成功案例。因为这些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本身就是消费端，他们可以零成本对消费者数据进行分析，形成消费者画像，并根据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层次等做出定向推送，为经销商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与此同时，快递行业的崛起也解决了物流系统“最后一米”的问题。（快递业这几年逐渐规范起来，前期巨大的管理成本由社会承担了）。因此，在数字经济中，企业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系统，零成本解决了“最后一公里”与“最后一米”的销售问题。
同时，这些企业也发现了供应链中存在的结构问题。以往粗放的市场主义打压了直接生产者的收益份额，导致农民作为生产者获得的全产业收益不到10%，而流通环节则占有了大部分收益（ “二批商”占据30%左右、掌握销地市场的“三批商”占据了60%左右的收益）。近期“蔬菜过剩”的新闻，实际上是批发商强行向生产端转嫁成本，以确保价格的垄断。大部分关于市场化是否不足等讨论，因为没有调查研究的依据支持，并不具有真正意义的积极性。
数字化对传统的农产品产业链的不合理性造成了明显的冲击。政府介入仓储、批发市场建设，批发商占有了大量收益却不向生产者做任何转让，这种利益集团在过去的农业产业化中造成的重大利益分配问题被忽视了。
而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占有的恰恰是原批发商端的收益，替代了批发商们赖以生存的重资产投资，以最大化的机会收益直接冲击中间商、二批商、三批商等，甚至是整个供应链体系。他们掌握的消费端信息可以降低生产端的损失，形成了数字企业与生产端之间直接结合的条件。
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做的就是通过加强农户的组织水平，在生产端形成有质量的、可连接的生产行为，建立相对稳定的数据体系。只有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对接数字经济，合作社经济可以做数字化处理的组织基础。要将数字企业与已形成的合作社经济做某种程度的结合，以降低数字经济的运行成本，这样整个数字经济所需要的制度链才能和产业链吻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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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温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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